所以说，苹果原来以内部研发取代部分供应商的策略便不再恰当，因为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苹果又有何应对之策呢？一则，过去一般来讲，苹果都会与供应链相关厂商签订排他性的技术和产品协议，供应商也一直将关键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围绕苹果来打造。如今形势有变，苹果会放宽协议的排他性吗？这点几乎不可能。而且进一步讲，即使苹果放宽，供应商也必然要在其它合作方和苹果之间衡量轻重，这给产能带来巨大挑战。
二则，追根溯源，供应商的业绩下滑源于苹果手机消费疲软，如果苹果手机销量上涨，供应商的危机自然迎刃而解。不过苹果今年的预期不甚乐观。
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依旧下滑的大背景下，idc预计，2019年上半年苹果的出货量将比去年同期下降5.5％，新iphone出货量预计将降至1.835亿部，同比下降12.1％。
keybanc capital markets的分析师安迪·哈格里夫斯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也表示，从供应链考察获得的信息显示，短期的iphone需求已经稳定，但2020财年复苏的可能性并不大。比如博通，前几日博通将2019年的营收预期从245亿美元下调至225亿美元。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如何摆脱苹果依赖症，或许又将上升为供应商所迫切解决的问题，但前提是先渡过苹果的这次销量危机。
供应商的变局
华为危难当前，富士康撤离大陆的消息开始甚嚣尘上，直至前几日，富士康才正式发布声明，宣称“作为全球化运营的企业，未来将继续扎根中国市场”。
不过，不巧的是，同一时间，苹果被传正在探索将其硬件产量的15％至30％转移到中国之外。据悉，苹果安排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团队正在研究供应链转移的事项，并已要求富士康、和硕和纬创等主要制造合作伙伴评估可行性。换句话说，即使富士康不会完全撤离大陆，也必然要跟随苹果进行部分产能的迁移。
苹果产能迁移，也必然要给其庞大的供应链体系带来不小的变动，而关键就在我国。
近二十年的时间，我国电子制造企业围绕苹果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物流和零部件生态系统，而一旦产能转移到印度、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首先受冲击的就是员工。苹果公司网站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约有500万个工作岗位依赖于苹果在华业务，苹果制造的产能如果大幅缩减，大面积裁员或许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苹果产业链在华20年，生产网络的转移不可能在朝夕完成，其成本也必然不小。瑞士银行早些时候在一份报告中说，低科技产品和低附加值制造业将会转移得最快，机械、运输和信息技术领域的高附加值出口产品，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迁走。
而当前，苹果及其国内供应商都面临着销量低迷所带来的危机，这无疑使产能迁移面临更多未知的风险。
对苹果而言，在印度等地开工建厂，虽然其人工成本低廉，可短时间内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供应商而言，零部件供给需要跟随制造端进行全球布局，如果不能承担全球制造分工的压力，那很有可能会被苹果抛弃。
当然，产能转移给整条供应链带来的影响并不是一蹴而就，起码2－3年内才会出现变化，所以，苹果供应商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应对这场巨头制造产能转移产生的风险。
2019年，华为和苹果之间原本将要迎来一场智能手机市场的终局之战，而美国给华为带来的不公平制裁，一举打破了这一期待。华为虽前路坎坷，可苹果未必能坐收渔利。中国市场的挽救与否，关系到苹果颓势逆转，也切关供应链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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